去非洲割包皮：奇异而伟大的事业

“Gentlemen。”一个黑人环视了一眼办公室。

时间是7月13日，这里是赞比亚首都卢萨卡，距离北京一万公里。

“我担心如果我们只请一位大酋长，其他酋长会觉得受到轻视。”

说话的是Royd，赞比亚卫生部的项目官，他戴着一副眼镜，在赞比亚，你很少能见到戴眼镜的人。Royd熟悉和酋长们打交道的方式，赞比亚一共有73个部族，每个部族都有一个大酋长，要在酋长的领地举办活动，即使是中央政府的活动，也必须显示对他们的尊重――去酋长的宫殿拜访他们，送上礼物，获得他们的同意。

特别是，如果你的活动是在酋长的领地上，劝说酋长的子民直挺挺躺好，挨上一刀，割掉包皮――这就是活动的全部内容，割掉成千上万赞比亚男人的包皮。

有一次为了让一位酋长同意这样的操作，Royd代表卫生部送了他一把猎枪。

“活动在Chipata？”又有人问。

“Yes.”Royd点了点头。他理解问话人语气里的潜台词，Chipata是赞比亚东部省的省会，东部省的男人们对自己的包皮有着强烈的执念，除了恐惧切肤之痛，也担心被人利用。当地流传着这样的说法，首都来的人劝你割掉包皮，然后那一小块血淋淋的皮肤，被送到邻境的莫桑比克，在那里，人们用成箱成箱的包皮换汽车。至于莫桑比克人为什么乐于用汽车换走他们的包皮，大概是巫师要做黑魔法。

在东部省，卫生部只好同意那些割掉包皮的人带走自己被割下的包皮，至于要拿那带血的皮肤怎么办，真是天晓得。

即使作出了这样的让步，在另一位大酋长领地，前年他们也只割掉了617块包皮，相当于酋长3万男性子民的2%。

如今他们要迎难而上。活动那天，他们要把一个知名歌手和他的乐队拉去Chipata，还要找一个戏剧团表演drama show，当然还有绕城游行，从中央医院去到小学，再绕道中学，男学生们都是他们的目标。志愿者将边走边拉横幅，上面是欢快的震惊体，“你还没有割掉你的包皮？！！”――整个活动就像一个狂欢节。

中国人大概会感到陌生，但包皮切割是人类最古老的外科手术之一，全世界有30%的男性割掉了包皮，在中国，这一比例还不到3%。

2007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宣布了一项临床研究结果――切除包皮可以预防艾滋病，将通过异性性行为传播的艾滋病毒感染风险降低60%――这被誉为2007年十大科学发现之一。一项由WHO倡导的大型跨国运动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展开，在14个平均艾滋病感染率超过15%、同时没有割包皮传统的非洲国家，推进全民的割包皮运动，让这些国家的男性公民，包皮环切率超过80%。不仅要割掉成人的，还有刚出生的男婴――割下2000万张包皮，就是这项运动的目标。

如果成功，将减少340万新的感染者。

割掉包皮，成了人类抗艾战争中的关键一步。撒哈拉以南非洲占全球艾滋病毒新发感染总数的三分之二。赞比亚就有120万感染者，超过总人口的10%。这里还是全世界最贫穷的地方，在赞比亚，到了2012年，男性的预期寿命只有49岁。

在热烈的会议间隙，几个赞比亚人时不时看向我，在场唯一一个中国人。

我知道原因，一款来自中国的发明即将参与这场声势浩大的割包皮运动。

全世界割包皮的方法不止100种，工具五花八门，除了最原始的石头、树枝，还有刀、剪子、激光、电烙器，这款来自中国的工具是最快的――在过去，一个医生一天只能割掉20张包皮，依靠这项中国发明，未来，一天可以割掉100，甚至200张，真正实现流水化割包皮――在中国人的帮助下，大概所有的赞比亚男人都将失去自己的包皮。

这不是通常意义上中国和非洲的故事：我们帮他们修铁路、修公路、建学校、建医院。如今，我们来帮他们割包皮。

将中国与远在赞比亚的包皮连在一起的，是安徽芜湖的一场包皮手术。

2002年，芜湖大卖场老板商建忠因为反复的龟头炎，痒得受不了，躺在了医院的手术台上。医生说，他们将用激光为他切掉包皮，这是最先进的手法――保证没那么疼。但结果他还是疼得死去活来，因为出血和伤口难以愈合，手术后又在病房躺了两个星期。

更加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是，他发现自己变短了，“最大化的时候，原来十五公分，现在十三点五。”

作为成功企业家，他曾经去到欧洲，在剑桥大学听闻了硬道理，“21世纪谁掌握了世界的领先技术，谁就掌握了财富大门的钥匙。”当时他正是志得意满的时候，对于“创新”就觉得该当仁不让，没想到回来做了手术，虎落平阳，躺在病床上。他心绪难平，却有了想法：抚平和自己一样的男人们遭受的苦难，发明一款新的包皮环切器。全中国有7亿男性，就算只有百分之一来切包皮，那也是多大的市场！

这一年，商建忠47岁，大腹便便，他不只要二次创业，还要搞发明。年轻时，他在工厂做过木匠，算得上民科的水平，他买了一堆医学教材，一口气投入到发明的道路。凭着做木匠的经验，他决定运用哈夫原理，哈夫，就是英文“half”的意思，指的是将两个半环状物体连接成一个圆状的夹子，听起来有些高深，但建筑用的脚手架，就是靠这个哈夫夹来固定连接。哈夫结构可以锁死，非常牢靠，商建忠也要用这样的哈夫夹去锁死男人的包皮。

他设计了两个环，一个内环一个外环，分别固定在翻开的包皮上，先剪去多余包皮，然后通过内环和外环吻合，阻断包皮远端的血流，伤口自然皱缩凝血，学名叫“慢切割”。那场手术最大的痛苦，来源于出血和伤口缝合，他于是就要发明一种无须缝合、出血量还少的方法。

他想好了一个颇有些中产阶级趣味的口号，“让手术过程像喝一杯咖啡、吃一顿快餐一样简单。”

有了想法，就要做试验。商建忠找来一块七合板，将狗在上面绑成一个大字，用自己发明的内外环给狗割包皮。一开始当然是不成功，内外环不能无缝对接，阴茎上夹出一粒粒小肉芽，狗惨叫连连，邻居气得投诉，他又带着七合板和狗另找地方继续试验。一直试验到第九条狗，狗不再那么惨叫了，他离成功才近了一步。

商建忠将自己的发明取名“圣环”，原因言简意赅，“因为这是神圣的地方，又是圣诞的圣。”

女儿商晶晶说，这么取名有另一层原因，“我们家我们这一辈的小孩，家谱上都是圣字辈，父亲把它当作自己的小孩。包括我之前养的小狗就叫商圣欢”。当年，商建忠鼓捣发明的时候，商晶晶正在外地上大学，她后知后觉，只是发现自己的宠物狗不见了，好几年后，商建忠才告诉她，商圣欢是为科学献了身。

在动物身上做完试验，就轮到人体。每天都有陌生人来家里，商晶晶说，最让她无语的是，一块儿吃完晚饭，老爸就和陌生男人进了厕所，还关上了厕所门。

前七例人体试验都宣告失败，内外环套得太紧，血液不回流，志愿者阴茎血肿，苦不堪言，他每人赔了一万块。但商建忠不为所动，继续改进结构，除了对科学的执着，也因为财大气粗，“我当时有钱，我发财了，有几千万，赔得起，我一天就赚五六万。”

2006年，圣环最终定型。商建忠甚至抵押了房产，但结果没人愿意相信他。当时圣环刚刚在医院使用，每一例手术，商建忠都跟去看。结果在那碰到了熟人，人家问他，你也来做手术？商建忠说，这是我发明的。人家一听就急了眼，你不就是原来在我家隔壁卖打火机的？这都能搞？那我不做了。

他想为自己的发明拉来投资，往返北京八十多趟，也没有一家公司愿意相信他这个医学门外汉。他还遇到了骗子，骗子告诉他，自己愿意投资一千万美元，但必须先在指定的公司做一份评估报告，他花了三万块做了评估，对方却消失了。

说起来因祸得福，正是在这份评估报告上，商建忠第一次知道WHO正昭告世界――割掉包皮可以降低艾滋感染风险。

“等于是骗子帮我们指明了方向。”直到如今，这份评估报告还被商建忠珍藏在办公室的保险柜里。

2007年，得知比尔・盖茨要来中国参加博鳌论坛――这位前世界首富成立了基金会，正在全球致力于防治艾滋病。商建忠连夜请人将“圣环”的介绍翻译成英文，第二天就赶赴三亚，希望能见到首富，搏一次出头。

他差一点就成功了，“那天到11点25分，散会了，阿罗约和盖茨一起走出来，我就去递信，上面写了可以预防艾滋病的。但那封信没搞出去，盖茨走了，保镖把我拦住了。”

和世界首富失之交臂，商建忠只能带着他的发明，继续往返于投资公司、医院、各类男科医学研讨会，求着医学界的大佬们给一个机会做展示。2007年底，他来到一个男科大佬们的饭局，正要自我介绍，人家一听说他是推销“圣环”，就要把他轰出去。

美国康奈尔大学显微外科的李石华教授为商建忠解了围，让他留下，把发明拿给自己看一看。

“他拿了很多宣传资料，说自己是美国来的，因为我到美国去了这么久，一看这气质不像老美，但我当然也没好说。但是他这个技术，这种方法我在美国没有听说过。”李石华说，和这位民间发明家的初次会面，既不严肃还有些无厘头，但慢慢却有一点震撼。

他打电话给中国男科学会会长，“这将是中国男科学会这半个世纪以来，最有意义的一件成果。”

在卢萨卡，我旁观了一场圣环手术。手术室名称叫“theater room”。一个黑人小伙子走了进来，一手提着松垮的牛仔裤――手术前，护士已经在他的阴茎上涂抹了白色的麻醉药膏，他看了一眼我们这些诡异地站在一旁的中国人，眼神困惑。

“他们是中国来的医生。”打着领带的黑人手术师这么介绍我们，向他招了招手，让他躺好，把裤子褪下来。

他躺上手术台，两只脚板绷紧又放松，放松又绷紧。

“为了让麻醉更充分，”医生严肃地说，“我们要先按摩。”

他一边揉搓，一边再抹上些麻醉膏。身为男人，大概没有谁会不同意，如果麻醉不充分，这就是一场酷刑。

第一步是上环。医生拿出卷尺，测量阴茎的周长。圣环一共有24个规格，从A到Z，逐渐减小。这时出现了意外，黑人小伙子天赋异禀，一开始准备的环不够大。一般中国男人，最多使用到B，而在非洲，许多人要用到A。而黑人小伙子，要用到最大的A4。

黑人小伙子一脸无辜，医生摇摇头，示意手术暂停，他转向助手，“我们还有更大的环吗？”

幸运的是，库房还有唯一一个超大号，手术得以继续。助手用两把镊子夹住包皮，将包皮尽可能上提，形成一个四方形的包皮口。医生将内环从包皮口硬塞了进去。然后，翻转包皮，露出龟头，在内环的位置套上外环，嗒一声，内外环锁死。

小伙子全身僵硬，他倒是想抬头看看，医生一手将他按在手术台上，另一手塞给他一个手机，让他只管放轻松――虽然我觉得可能性比较小。

然后就是剪刀，沿着外环，咔嚓咔嚓，将翻出的包皮剪下一圈，动作干脆、精准，像在剪窗花。有猩红色的血渗了出来。助手熟练地用止血棉止了血。

“如果是过去的方法，出血比这个多太多。”医生不忘了告诉我们，由于内外环阻断了包皮末端的血流，这一点血不算什么。

五分钟，我们还没反应过来，手术就算结束。

医生微笑着看向一脸懵的我们，拍了拍小伙子的肩膀，“多漂亮，不是吗？”

不来到撒哈拉以南非洲，不来到赞比亚，一个中国人很难对这场割包皮运动感同身受，这本质上是一场“自救运动”：手术免费，动员者挨家挨户动员，医生和护士不仅在医院，也在偏僻的乡村搭上简易帐篷，男人们排队躺好，手脚僵硬，场面经常血淋淋……官员们也不遗余力，赞比亚南部省的省长就亲身试刀，向媒体宣布自己割了包皮，他向其他男人喊话，如果他们还有疑虑，不妨回家问问妻子，“毕竟这是她们的玩具”。

但撒哈拉以南非洲，医疗资源极度缺乏，14个国家中，乌干达只有13个泌尿科医生，肯尼亚只有100个护士，赞比亚也是半斤八两――2015年，14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有12个没能完成预定的割除数量。

按照数据模型，如果不能百分之百完成目标，现有的割包皮运动一样不能遏制HIV在非洲的蔓延。撒哈拉以南非洲，急需一种手术简单、便于大规模培训的割包皮新方法。

商建忠的“圣环”就像是为非洲量身打造。首先，手术时间短，两个环一套上，剪掉多余包皮，基本就万事大吉，无须缝合，传统包皮手术要二三十分钟，圣环只需要3到5分钟，最快的记录诞生在中国，只用了40多秒。由于不须缝合，手术变得简单，不仅医生可以做，经过培训的护士也可以。

这成了这个故事最激动人心的一面：一个中国民间科学家的发明，可能决定着撒哈拉以南非洲，甚至人类，与艾滋病战争的成败。

2009年到2012年间，李石华和他的团队在肯尼亚、乌干达、赞比亚分别进行了针对“圣环”的大规模临床试验，样本达到4000人――为了证明圣环可以大规模、安全地适用于非洲。这是中国产品在海外独立进行的最大规模的临床评估项目――一共耗资1400万美金。

提供这样巨额资金支持的，正是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下称盖茨基金会），创立者正是商建忠想结识而未果的前世界首富。李石华找到了基金会，向他们介绍了圣环。从美国总部到中国办公室，都决定试一试。

2012年，临床研究结束，数据封存上交WHO审核。为了表彰商建忠的贡献，WHO将圣环改名为“商环”。

这一年3月，比尔・盖茨来到赞比亚，他提出两个要求，一是亲眼看一场使用“商环”的包皮环切手术，二是他想带走几个商环。一个月后，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演讲现场，比尔・盖茨掏出了一枚商环，将之作为中国“创新”改变世界的典范；又过了一个月，比尔・盖茨来到北京与商建忠见了面。

这成了芜湖商人商建忠一生中最高光的时刻，原本求而不得的世界首富主动走到了他面前，和他握手留念，“我们聊了40分钟，我说我愿意和他在一起，为艾滋病防治作出贡献。”商建忠激动万分，在比尔・盖茨身上感觉到属于伟人的气场，“他是真的伟人，世界巨富，永不下落的太阳”。

2015年，“商环”获得了WHO的预认证（PQ），这意味着作为医疗器械，“商环”通过了审核――这是中国医疗器械第一次拿到WHO预认证。

今年，在乌干达、莫桑比克、马拉维、赞比亚，经过培训的本土医护人员将进行1000例商环手术，完成后，商环将有望进入各国政府采购名单。商建忠和基金会约定，将以成本价向撒哈拉以南非洲出售商环。

某种程度上，这也算为国争光。

4月，中国发明协会党委书记受邀出席美国国家发明家科学院年会，这是中国第一次被邀请，书记说了中国对世界的三个贡献，第一个袁隆平，第二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屠呦呦，第三个就是商建忠。

在赞比亚疾控中心的会议室，24个医生护士围成一圈，他们都有过用传统手术方法切除包皮的经验，如今被选拔来接受商环的使用培训。

给他们做培训的，是大个子的肯尼亚黑人Jairus。他站在最中间，接受被培训者的提问。

“手册说手术后七个星期不能有性生活？”一个黑人小伙举了手，一脸严肃，“这比传统手术要求的时间要长。”

“以你们的经验，他们能忍多久？”Jairus反问道。

会议室立刻七嘴八舌，有说一个月的，有说两个星期的，还有说他的手术对象就忍了四天。

“Crazy men.”Jairus耸了耸肩，大家都笑起来。

Jairus今年57岁，是一名男护士，他还是撒哈拉以南非洲被送往中国学习商环手术的第一个护士。Jairus出生在肯尼亚一个叫LUO的部落。他曾经有11个兄弟姐妹，其中6个都因为艾滋病去世。作为长子，他要养育死去的兄弟姐妹留下的孩子――一共12个小孩。这让他放弃了前往印度学习的机会，留在家乡成为了一名护士。

2009年夏天，他被选派到中国宁波学习商环的手术技巧。培训结束后，他也用商环做了一台包皮手术――中国病人看他是黑人，还不乐意――那台手术他只花了4分钟，现在他一天可以做100台。

Jairus见证了商环与来自以色列的竞争对手PP环的交锋。作为犹太国家，以色列全民都要行，对于包皮，他们远比中国人有经验。以色列人发明了一种叫PP环的环切器――商环还需要用手术剪剪去包皮，PP环却可以让被勒紧的包皮由于缺血坏死，自动脱落。

但以色列人的发明，后来却被证明不靠谱：没被切除的死包皮，到了第二天开始发臭，味道跟死耗子一样，装上PP环的人，没有人愿意跟他在一起。更致命的是，由于死包皮一直留在阴茎上，伤口容易感染。因为戴上PP环感染破伤风致死事件，在乌干达突然爆发了六七例。

“我们打败了他们。”Jairus语气骄傲，说的是“我们”。但他感到困惑的是，商环在非洲完全依赖盖茨基金会的支持，大规模临床试验后，基金会又投入了554万美金，用于进一步临床研究和帮助商环在非洲各国培训当地医护人员。

“为什么中国政府不支持自己的东西？难道中国政府不知道商环是中国的发明吗？”

商建忠也是这么想的。他现在就想把中国政府拉进来，“现在在非洲给小孩子用商环做手术，他哪一天当总统了，他说我用的是商环，不是好事嘛。”

但有一个实际问题，要进入商务部援外的采购名单，按照规定，需要至少三家企业竞标，但商环目前仅此一家。

事实是，在与比尔・盖茨亲切会见之后，声名大振的商建忠日子并不好过。在国内，闻风而动的仿冒者让他苦不堪言，市场份额甚至缩小了。作为一家上市公司，一年利润只有200万，还基本来自政府补贴和税费奖励。非洲，也成了商建忠的救命稻草。

但他不懂英语，不了解非洲，面对非洲迟迟未结束的临床试验，只能干着急。曾经有人给他出主意，说自己可以帮他搞定非洲各国政府，他心急火燎花了钱，但这种在中国行之有效的方法，在非洲被证明是一场空。

为了满足WHO的要求，他扩大了生产规模，机器从2台增加到8台，员工从三四十涨到一百多。

“从2013年到现在，我就亏了三千万。”有时候，商建忠也会觉得被基金会放在了火堆上，“我知道，盖茨花了不少钱。搞了这么多年，把我们提到这么高的高度，但如果我挺不住了，拿货都拿不到。从感恩的角度要感谢基金会对商环的推广和帮助，感谢盖茨先生对全球艾滋病贫困地区的帮助，但我们现在挺不住了啊。”

7月12日上午10点，我们和Erick走在卢萨卡的Chilenje市场，说是市场，其实更像中文意义上的街区，不过是有土黄色围墙那种。经过一个锈铁栅栏，就来到市场内部，一条条狭窄土路四通八达，两边是连片的低矮平房。

Erick说，这个市场属于一个特定的部落，在里面居住、经商的都是部落成员。每一条土路两旁，平房屋檐下都蹲着三两个部落男子，在工作日的早晨，依然显得无所事事。赞比亚失业率高达50%，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享受工作的劳累。我们还碰到了一个黑人青年，他很正式地和我们握手，说自己曾在北京语言大学留学，但这并没影响他依然只能和同伴蹲在路边。

“我们到这里来，向他们介绍割包皮的好处，看一看他们是否愿意留下电话号码。”Erick今年27岁，是一个瘦高个的年轻人，留着山羊胡，他穿着一双锃亮的黑皮鞋，当Chilenje的土路把我们的鞋弄得灰头土脸，他会从兜里掏出手帕，将皮鞋擦干净。Erick属于这场割包皮运动最基层的一环――入室动员员，像他这样的动员员，在卢萨卡还有18个。

每碰到一个男人，他就上前问好，有时用英语，有时用当地的部落语。

“你切过包皮吗？”他首先这么问，然后他会说，“这是免费的。”

在Chilenje，我们遇到了一开始说自己已经切了包皮，但随后承认还没切的，因为他怕疼。还有人说“我不会改变上帝交给我的身体”，有人面对介绍不发一言，沉默以对，也有人主动来问，“我是HIV阳性，我需要去切包皮吗？”

这一次，Erick要向他们推荐商环，“这是来自中国的新技术，不用缝合，没有痛苦。”他信誓旦旦告诉每一个人。

但当只有我们的时候，他也会眨眨眼说出实话，“其实我也不了解商环，这是我接触商环的第二天，我也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无痛的，但我不可能和他们说这个一样很痛。我必须装作胸有成足。”

在市场的某些路段，满地都是啤酒瓶和威士忌的盖子，在Chilenje这个小小的市场，酒吧不下四五处，它们也是最热闹的地方。即使是上午，酒吧里也坐满了人，有年轻男人、中年男人、老年男人，有的人已经喝醉了。

“在我们这，四分之三的年轻人都喝酒。喝酒的时候，你感到开心，所有的问题都消失了，但一醒来，烦恼还是在那里，你只能继续喝酒。”

这是在一个经受贫穷和HIV病毒双重折磨的国家，最容易看到的自暴自弃。

“我不喝酒。”Erick摇了摇头。他成长在一个和Chilenje相似的街区，父母在他七岁的时候就去世了，直到现在，他也不知道他们的死因，“他们告诉我，我的妈妈是血液有毛病”。15岁开始独自生活，他曾经是一名足球运动员，司职后卫，但一次比赛他的膝盖摔碎了，“他们让我去一家意大利医院治疗，这需要3000科瓦查，但我没有钱。”3000科瓦查，也就是人民币2000块。后来他修过手机，在酒吧当过侍者，在药房卖过药，做过HIV的检测员，一年前他成了一名动员者。

他也想改变自己的命运。“我不会永远当一名动员员。”他的语气充满乐观，他想存钱去读大学，学习公共卫生，“我想上帝对我有着计划，他不会毁了我的生活”。

作为一个来自中国的过客，我想我明白Erick的意思，上帝对非洲也有着计划，不会毁了他们的生活。

就像Erick说，HIV并没那么可怕。他举了一个例子，在他从事HIV检测的时候，碰到了一对即将结婚的男女，女孩被检测出HIV阳性，男孩却没有。“后来他们结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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