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许晔（谷雨特约撰稿人）
编辑/秦旭东
一群孩子嬉笑着跑进图书馆，他们脱了鞋，走进挂满云朵灯的绘本馆。大一点的孩子则穿过长廊，登上二楼的楼梯，这将通往文字的世界――五彩斑斓的图画故事读物对他们已经没有多大吸引力了。
在浙江省台州市三门县，有着7.34万人口的海游街道，毗邻西区大道的有为图书馆，夏天的傍晚最热闹。
孩子们在家长的带领下 听老师讲绘本故事
二楼天台的教室里，一位来自圣劳伦斯大学的美国女孩正打开空调，她下午在这里和20名高三毕业生探讨了全球气候变暖，贫穷饥饿，可持续发展和性别平等，晚上的授课时间是属于小学生的。
天台角落的义工会议室里，一群年轻人正在为第二天的演讲做最后的准备。一个男孩的演讲还有些磕磕巴巴，他憋红了脸。同伴们纷纷安慰他，帮他改了个更有趣的开头。县财政局的公务员、小学老师、创业者们成立了一个演讲俱乐部，明天将是这个俱乐部第一次表演。
门前售卖的凉茶和薄荷味的草湖冻必须放在前台，以免弄脏绘本馆的书和地板。管理员们来自全国各地――最北边的黑龙江，南边的福建，还有浙江本地――年轻的面孔上写着对博尔赫斯和尼采的崇拜。有人大学学物理与核电，却去海洋馆做过驯兽员；有人会在半夜和同伴们喝本地黄酒，读里尔克诗集。
图书馆墙上的电子屏正在循环播放志愿者们的采访视频，还有作家梁文道来访时的录像。门前贴着博尔赫斯的名言：“如果有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样子。”
在浙江乡镇里有这样一个存在，都源自一个叫“二妹”的姑娘。
┃ “二妹”章瑾
认识章瑾的人都叫她“二妹”，这位独生女解释说，做公益的人都有些“二”，所以她叫自己“二妹”。
章瑾1981年生，正式场合之外，总带着些少女的娇俏感。在家中见到她时，她穿着一件印着卡通图案的衣服，头发披在肩上，正窝在椅子里，往嘴里塞杨梅。
19年前，章瑾离开三门到重庆上大学，自那之后就几乎一直飘在外面。她去英国留学了两年，在格拉斯哥和剑桥学财务与土地经济学，之后到香港，在金融行业工作了十来年。通常她每年回三门两次，一次是春节，一次是夏天――杨梅上市的季节。直到创办有为图书馆，她与家乡的联结才多了起来。她把图书馆称为“自己的孩子”，每年回乡的次数多了很多。
三门县临海，晚来的风时常带着海洋的腥味。全县拥有四十多万人口，虽然GDP在浙江省不是名列前茅，但相较于很多内陆地区，已经算得上富庶。三门的年轻人总是向往更大的城市，甚至跨越重洋。和全国其他县城一样，这里没有丰富的工作机会可以挑选，最好的职业通常是公务员、教师、医生和银行职员；这里也没有多少文化娱乐，至少在2011年之前，如果你不想在麻将桌上浪费时间，而是想看一场电影，那就得去隔壁的临海市。
2011年夏天，章瑾从香港回到三门，一位长辈的孩子刚高三毕业，被浙江大学录取了。章瑾问他，你以后想做什么？男孩回答，无所谓啊，听我爸妈的。章瑾有些诧异――一位即将进入中国著名学府的18岁年轻人，却循规蹈矩只知道“听爸妈话”。
这让她想起了自己的学生时代。中国的年轻学子们在经历高中3年的挑灯夜战后，会在6月的两天里，和一个省甚至几个省的学生竞争高等教育资源。那场考试的分数将决定他们去哪所大学，甚至可能决定他们的一生。然而经过了此前12年的教育，他们当中有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学习，除了习惯性做题和背诵课文，对未来和世界一无所知。就像1999年浙江省高考放榜那天，章瑾的分数堪堪擦过一本线。她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对着母亲说：“你看，我为你考上了大学。”
三门县的高三毕业生学员 在国际理解力课堂上做报告 他们充满自信地用英文表达自己的思想
离开三门后，她一直记着那个“听爸妈话”的事。几个月后，章瑾坐在从新加坡到香港的飞机上，愣愣地看着陆续登机的旅客和舷窗外的夜景，感慨新加坡这个面积还不到三门县的岛国，却可以将本土文化和国际化完美融为一体。她突然冒出一个念头：要办一座图书馆，把一线城市的资源和信息带到县城里。在飞机起飞前，她拨通了第一个“捐赠人”的电话。
母亲接到电话时，以为章瑾在开玩笑。她答应把家里暂时不用的厂房仓库借出来办图书馆，前提是她得把自己嫁出去。章瑾一口答应：“没问题啊！”时隔6年后，她完成了对“捐赠人”的承诺。
回到香港，章瑾一夜未眠，在网上搜了整晚的信息。随后，这位训练有素的金融从业者，花了几个小时做出了图书馆的初期财务和策划方案。
┃ 拉“可以点燃”的人入伙
章瑾远在香港，要在三门开办一个图书馆，迫切需要一个当地团队落地执行，于是第二个电话打给了杨小山，一位她在微博上认识的网友。
电话内容很简短。章瑾说她想办个图书馆，杨小山觉得是件好事，说“很好啊，可以”。他当时只是想捐点钱，但被章瑾拉入了伙，成了总执行人。
这位戴着眼镜的栏杆制造商，说自己的学历是图书馆理事会里最低的。理事会的成员几乎都有大学教育背景，有高考状元，有剑桥、伦敦政经学院留学经历的，还有位复旦大学的博士，而杨小山是唯一一个没有上过大学的。他打过工，做过电台主持人，靠阅读进行自我教育，如今把栏杆卖到了美国和加拿大。
“我在学校的时候就是一个坏学生。但跟其他坏学生有一点区别，我是一个爱读书的坏学生。”杨小山说，“那么多年来，我一直好像没有太落伍，就是因为我爱阅读。”有次图书馆里的颁奖典礼上，章瑾这样评价杨小山：“野蛮生长，自学成才”。个人经历促使他决定接下这件事。在创办有为图书馆之后，他还在自己的工厂里办了读书会，领着工人们看书。
章瑾和杨小山算是网友，他们因为一次跟三门有关的金融圈八卦事件，互相关注了微博，直到2011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才在三门县西区大道旁的龙虾馆里见了面。章瑾的一位初中同学和杨小山认识，他们仨在龙虾馆里一边吃夜宵，一边聊人生，感叹小镇生活是多么无聊。后来这片夜宵大排档所在地，建了图书馆的新馆。“就这么见了一次之后，对这个人有印象，大致他喜欢什么样的东西，他能干什么样的事，我是知道的。”章瑾说。
场地有了，但没人做，这件事要不要黄掉？7年后，坐在图书馆的义工会议室里，杨小山说：“当时我想，太可惜了，没人做就完蛋了，我就跳下来自己做了。”
他们找当地老师做了前期调查，之后就打电话给三门的朋友――一切他们觉得“可以点燃”的人。一个朋友接到章瑾的电话时，孩子刚断奶，正处于产后焦虑中，找不到人生的方向。后来去图书馆做义工，她找到了新的动力，从泥潭里走了出来。
拉人入伙的习惯一直延续到了今天，他们把这称为“挖坑”，“相互用小铲子把对方挖进来”。和章瑾一起吃龙虾的初中同学成了第一任馆长，他也是个企业家，对图书馆的花销精打细算，馆员们都叫他“铁公鸡”。有位做灯管生意的志愿者，馆里灯坏了，他就过来修，外号叫“灯王”。后来他也被拉了进来，成了图书馆综合管理部部长。
旧厂房改造的有为图书馆
2011年圣诞节平安夜，有为图书馆在微博上发了第一条信息，宣布诞生。三天后，他们找县交通局借了一间会议室，开了第一次宣讲会。
创始团队的成员几乎都在职场上摸爬滚打过，基本都没接触过公益，只能把商业逻辑套用上。杨小山把之前创业项目的PPT改了改，把名校毕业的章瑾拉回来站台，像路演一样，对着台下七八十个观众开始“画大饼”。
一位当地日报新闻中心的主任在宣讲会上对策划的执行有很多疑虑，比如：你们怎么落地？后面的钱怎么办？如果没有人来看书怎么办？“他觉得这个事肯定办不成，”章瑾回忆道，“那天大家还是很真诚地交流，后来他就成了我们传播部的一员。”
把厂房改造成图书馆，花了整整半年时间。杨小山每周开车800公里，从台州到三门往返四次，盯着建馆项目。他把这当作一个小型房地产项目来操作，“我自己工厂做基建，建了那么多项目，从来没像这个项目那么累”。
设计给的方案成本太高，推翻重做，又推翻，后来设计烦了甩手不管，杨小山就对照着书自己做。为了省钱，地面还是水泥地，外墙挂着爬山虎，馆里也只是简单分了阅览区、绘本区和活动区三块。拿地，装修，把工程分包出去。
2012年6月17日，在试运营了一个月后，三门有为图书馆正式开馆。
孩子们在图书馆看电影
┃ 面包牛奶和书
在2017年搬到新址前，图书馆在400平米的厂房里度过了5年，那里邻近当地最好的一所中学。刚开张时，他们想过去小区发传单，但没钱，预计效果也不会太好，就放弃了。章瑾有个朋友在当地电视台，帮他们做了次免费广告，这就算是仅有的宣传了。渐渐地，有学生来这里看书，也开始有人参加活动。
然而质疑和流言纷至沓来――章瑾当时在香港工作，有人说他们的图书馆有问题；有人怀疑这家年流水二十多万的图书馆是洗钱的；有人觉得他们免费不了多长时间，之后就会收费；还有人根本弄不清楚他们到底是做什么的。一位出租车司机曾经载过从山东慕名而来的年轻人，他不明白一家县城的民间图书馆有什么吸引人的：图书馆不就是看书的吗？哪儿看书不能看？
当然不仅仅是看书。在2012年刚刚诞生的有为图书馆微博上，就写着他们的愿景和目标：“我们是位于经济相对发达的城镇内，为青少年举办各类文化活动的公益性微型图书馆，包括但不限于读书会、电影欣赏、访问学者、选修课、奖学金、冬夏令营、咨询、游学访问等。”
三门中学的英语老师黄敏走进图书馆，惊喜地发现这里有网上介绍的精品绘本。她带着儿子参加了绘本故事会，绘本被做成PPT，投影放大，一位当地的老师带着孩子和家长，一周讲一本绘本故事。到第二次活动，图书馆请来了一位在法国留学的年轻人聊起自己在法国的生活。大家玩了些游戏，孩子们还拿到了埃菲尔铁塔小挂件，特别开心。
黄敏当时自己遭遇瓶颈期，觉得生活是“温水煮青蛙”，日子就那样按部就班地过。她突然觉得，可以尝试点新的东西。她填了表格，找图书馆借了场地，站上了讲台之外的演讲台，给初中生们讲起了职业生涯规划。
来访者们都会惊讶于这里活动的丰富和深度。在架上陈列的《有为》季刊里，可以看到图书馆曾经办过的所有活动，比如模拟法庭，走街串巷做口述史等。孩子们还在志愿者的帮助下，拍了一系列夏天读诗的视频，他们念着诗，镜头里，穿着漂亮裙子的女孩，拿着扇子，在海浪边翩然起舞。
这家图书馆的忠实粉丝，大部分是这座小城的精英群体，他们工作稳定，生活无虞。不可避免的，这让图书馆显得没那么平民化，以至于有人以为来这里做义工，还需要先托人找关系。
章瑾承认他们提供的并不是“面包和牛奶”类的公益，小城精英一定会最先感受到这座图书馆的价值。比如一个从初中就在图书馆做义工的孩子，上大学时，他选了幼儿教育专业。他后来告诉章瑾，促使他选择这个专业的动力，一部分就来自有为图书馆。他的母亲是当地一家企业的人事部门总监，每个月给图书馆捐赠100元，还担任着图书馆人事部的顾问。
也有人质疑过他们做的到底是不是公益。章瑾记得，曾经有个员工，在来有为图书馆两年前，在一家支教项目里工作，他们做着最符合大众印象的公益活动――给偏远地区的孩子们上课。他在有为图书馆工作了一段时间，发现和自己想象的不太一样：这里似乎没有在做“扶贫”的工作，受众面也没有那么大。他选择离开了。
有为图书馆其实做过扶贫性质的工作，那是开馆没几年的时候，他们帮附近山里的贫困孩子联系到一对一帮扶的捐赠者。他们希望捐赠者不要直接捐钱，而是去山里送牛奶和书，每年能跟自己资助的孩子见上一面。但这个项目没有持续多久，很少有捐赠者能坚持下来。创始团队发现，这不是他们擅长的领域，又耗费精力，就干脆放弃了。
“你说如果是一个问题，它确实存在。但我有时候又觉得它不是一个问题，我做的事情是要让所有人都要来吗？好像也不是。”章瑾说,“我不是在发牛奶面包，就算是牛奶面包，你可能也只爱喝粥啊。这个状态下，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杨小山也有同样的看法，“我们这里跟一些地方不一样，很多地方缺书，我们这里书是不缺的，缺合适的书。”
他们度过了那个“想干啥就干”的阶段，对自己的边界十分清楚：做青少年素质教育，而超出这之外的事情，需要审慎对待。
图书馆邀请老爷爷给孩子们讲皮影戏
┃ 光谱的两端
2015年，复旦大学博士张伟应邀去有为图书馆做分享时，她强烈感受到了这家由商业背景的人办起来的公益图书馆与众不同的风格。
她在一场公益人的茶话会上见到了章瑾，当时章瑾马上要出差，拖着银色行李箱，套了件T恤就风风火火地出现在咖啡馆里，坐在了张伟的对面。有为图书馆正在做“真人图书馆”活动，他们在寻找有趣的人，把外界的信息分享给三门县的大人小孩。
张伟收到了格式标准的邀请邮件，她需要提前准备，有为图书馆会根据讲座的内容专门制作海报。在讲座前一天，章瑾特地赶到上海，跟张伟坐了同一趟火车到三门。在车上她们聊了三个多小时，章瑾担心张伟的讲座内容太难，小城里“平时只爱打麻将的听众们”会听不懂。
张伟研究社会企业，见惯了公益圈缓慢和理想化的风格，她很少见到这样行事的公益组织，管理上用企业的方式，希望什么事都要有具体效果。
事实上，2012年开馆之初，创始团队里没人懂得怎么运营公益图书馆，从另一家已经成熟运行的公益图书馆找了个“外援”。
理事会给馆员规定了KPI考核指标，从活动的深度、社区凝集力、协助募资、与阅读链接程度等等方面来综合衡量活动和项目的产出。在理事会的逻辑中，计划―实施―检查―改善四个步骤，缺一不可。如果缺少了检查环节，对工作没有要求，公益是做不好的。“因为我要站在捐赠人这一方，去看你们做得怎么样，自然就会提高要求啊。”章瑾解释道。
“外援”馆员很生气，他不能理解这种做奉献的工作，为什么要有KPI考核。他写了首诗，讽刺章瑾是“资本家”，干了半年后，离开了三门。
即便是如今行事颇有章法的馆长何雪娇，理事会也与她有一段漫长且痛苦的磨合期。31岁的何雪娇外号叫“小太阳”，你似乎永远能在她身上看到光芒和能量。工作日的早晨，她抱着笔记本电脑，穿着绿色格子裙子，高跟鞋敲击地面，发出鼓点般的嗒嗒声。到办公室后她从包里掏出几袋干果，扔在桌上――这是她的早餐。
这位三门县山里长大的姑娘，梦想是退休后在村口建一座自己的图书馆。北上念完大学后，她当了一名导游。休假回家时，正好遇上三门县一所中学招英语老师，她就迅速辞了职，回乡当老师，后来也创过业，做过教育培训机构。2012年，她听朋友说了有为图书馆，在三门中学旁的“旮旯角落”里找到了这家图书馆，做了义工。2013年，在应聘图书馆正式员工前，她纠结要不要放弃金钱和事业，做了SWOT分析，结果还是一拍脑门儿，“所有的理性都抵不过‘我要做’一句话，我就来了”。
章瑾觉得自己跟何雪娇是光谱的两端，她站在这头，总是理性，何雪娇站在那头，是激情和爱。“双方看事情的角度不一样。我的表达方式可能是，我为你好，所以我对你高要求。她的表达方式是，你如果为我好的话，你应该更多地说‘爱’。”有次，章瑾让何雪娇填一张excel表格，表格已经做完，只需要把数据填进去。何雪娇填，章瑾就坐在一旁，陪着她填了七八个小时。
那时候章瑾人还在香港，有时何雪娇给她发邮件，五百字的去信，在凌晨三四 点收到了两千多字的回信。“这种精神很感染我，感觉好认真，还衍生出来那么多东西。感觉她很想告诉你做事的方式，因为她太远了，想抓住一切机会跟你沟通。”何雪娇回忆道。
如今的何雪娇可以随时侃侃而谈“有为方法论”和“有为人才观”，行事迅速带来的错别字也不是个问题，她会先把邮件发给自己，检查一遍，再发给重要嘉宾。
而章瑾花了两三年时间，学会在微信聊天时，加上微笑、大笑表情和卡通表情包，她不想让自己看起来是个高高在上、板着脸的老板，“让他们感觉到，（微信谈话）是在一个很安全友好的气氛下进行的。这个我真的修炼了很久”。
张伟也看到了他们的改变――这些深谙商业逻辑的人们也开始理解公益的逻辑，这是个自下而上改变的地方，不是靠来自高层的压力推动运行：“你要等这个水足够热了才可以泡茶，水没有热，拿冷水泡，是泡不开的。”
孩子在图书馆享受与书相伴的时光
┃ 一座图书馆，改变一座城
人们看到了自下而上的强大力量。以青少年教育为支点，这座图书馆开始撬动整个小城的改变。
2017年，腾讯公益发起了“99公益日”，有为图书馆也参加了。三天里，他们募了80多万，第一天的40分，筹款就达到了40万。一位女士在那三天的早晨，会给微信里的所有好友发一条一分钟语音，播报当天的新闻，最后鼓励大家为图书馆捐钱。
黄洁（化名）在“99公益日”时出力颇多，召唤了235个朋友给图书馆捐款，后来图书馆开了感恩大会，还给她发了“有为人气王奖”。她是图书馆“女人俱乐部”的核心成员，做过第一次活动的总召集人。
这位17岁就进入社会打拼的女人，从供销社下岗后，去宁波和深圳打工，结婚后，回三门开了家药店。她今年46岁，精致的发型和LV手提包显露出如今的富足，说话时会使用“原生家庭”“孵化”之类的词语，这些都是她在有为图书馆里学来的。
2015年1月1日，张伟在有为图书馆做完有关亲子关系的讲座分享后，听众里的妈妈们都来加她微信。她发现，这个本应是熟人社会的小县城，精英阶层的女性都相互不认识。她觉得可以做一个女性互助社群，于是当时来听讲座的妈妈们，又被召集了回来。黄洁就是其中一位。
黄洁是个天生做生意的人，但这个在生意场上混得风生水起的女人，在参加社群组建工作坊时，却紧张得像个小学生。那次来的大多是老师和公务员，黄洁觉得自己没多少文化，见到老师就犯怵。二三十个女人围坐成一圈，互相介绍自己，轮到黄洁，她声音涩得都张不开嘴，只能愣愣地说：“我是为了儿子来的，以后我就跟着好了。”
张伟当时做主持人，让女人们说说自己有什么需求，自己能贡献什么，以及她们觉得有为女人是什么样的。女人们说，张伟就在一旁做笔记。分享者们一个比一个激动，说着说着，有三五个人就开始哭。
即便是在小城里，女性依旧逃脱不了家庭和工作的双重压力。她们需要处理工作、丈夫和孩子的关系，承担着照顾家庭和养育子女的重担，却活得像个孤岛，没有人可以交流痛苦和焦虑。黄洁当时也处于焦虑中，她觉得自己得对孩子的教育负责，但限于文化水平，不知从何下手，也没有人帮助你，引导你，摆脱？克服这种跟社会脱轨的感觉。
女人俱乐部的成员们在组织活动
后来这些女人们结成了网，分享自己的信息和技能。她们迅速确定了未来要做的活动主题，和这个针对成年女人的俱乐部的章程。有人是护士，就可以分享急救常识；有人是银行职员，就给女人们培训礼仪和坐姿；有人认识杭州的服装设计师，就请她来教大家服装搭配。或者干脆就是大家聚在一起聊天，分享怎么经营家庭，如何和孩子相处；或者是茶艺、插画、做口红、旗袍秀，等等，总归是一切能让她们生活更美好的事情。
黄洁是第一次正式活动的召集人。何雪娇教她打电话，像客服一样用标准普通话念出召集词，介绍自己，介绍活动和时间，请对方来参加。黄洁形容那套说词像是“公式”，她记了好几遍，说了上句，就把下句给忘了。后来她打了三十多个电话，最后来了二十多位。
“在这个团队里面，自己感觉有一种希望，三门还有这么一个地方，我很愿意加入。就像一个人倒在水里快要沉下去，一个东西拉着她。”黄洁说，通过这个女人俱乐部，她认识了生意圈子之外的人，有时志愿者或是老师发了书单，她就存着，一本一本地买。她看《追风筝的人》，有触动，于是接着看《灿烂千阳》，最让她触动的是余华的《活着》。
家长们排练绘本话剧，她也参加，跟着制作服装道具。她不会说台词，就在台上演了一棵摇晃了三四分钟的树。有次在志愿者采访时，她说自己从“土豪变成了书香门第”。
但是只做女人社群是不够的。这个行事谨慎的公益图书馆开始小心翼翼拓展外延――比如还没有进入育儿阶段的年轻人，于是就有了观影社团和演讲俱乐部。牵头这两个社团的杨小山说，这是想要给小城的年轻人提供平台，让他们打破舒适圈，自我成长。2018年5月，他办了个宣讲会，请了隔壁县的两位演讲俱乐部成员来分享。当时参加活动的年轻人们建了一个微信群，一百多个人，杨小山就在群里，跟人聊天，往群里发公众号的文章。碰见有回应的，就跟他们单聊，那些是可以“点燃的”人。他擅长鼓励人，于是收获了新外号――“鸡血山”。
成人开展工作坊
相较于7年前的那场宣讲会，杨小山显然已经轻车熟路了。他快速地说着自己对两个组织的构想，并宣布一旦组织自我运转，自己就要功成身退。
2015年，张伟加入了有为图书馆理事会，在她参加的第一次理事会议上，她给这家图书馆起了一个新的口号：“一座图书馆，改变一座城”。“你今天用新的方式培养这一代青年，他们成才以后的样子，以及他们对家乡的帮助会是怎么样的？我们至少要做十年，才能看到今天种的这棵树的样子。所以就有了这个愿景。”
2011年那架跨国航班上突发奇想的章瑾，显然没有料到，如今这座图书馆可以感染到多大规模的人群；2012年监督图书馆建成的杨小山，也从没想过图书馆能够变成今天的模样，“本来想开一个小卖部的，结果开成一个购物中心了。”2012年路过有为图书馆，却步又离开的药店老板黄洁，更没有料到，她将在46岁时拥有四箱书，并打算把它们当传家宝，留给孩子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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