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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作者离开深圳时留下的文字，他彻底打动了我，如果你也漂在异乡，一定要看看这篇文章。

或许，很多人都曾有过一段背井离乡的生活吧它不太甜美，回味时却又有一种浪漫的哀愁。在时代的洪流中，异乡人是这样的渺小，又是如此的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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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我从梦里醒来。六点钟的深圳，秋风起，卷着路边的纸屑，飘上和平路灰蒙蒙的天空。清湖地铁站，半边马路围起来施工，交通灯形同摆设，一辆电动车把一个行色匆匆的女孩蹭倒。她跌坐斑马线中间，目送车灯远去，久久不愿起来。大家赶第一班地铁，没有时间扶她。

到会展中心，出站，停步。我失去方向。薄雾的怡景中心城影影幢幢，像遗落在城市里的巨大的迷宫。深圳的核心沉睡未醒，街道冷清，落叶纷飞，两排望不到边的橱窗关住夜间的繁华。我在这里做过保安。一班十二小时，从日暮到清晨，中心城的灯光亮了又熄，涌动的人潮来了又走。我不再属于这里。问题是，我属于过这里么？我属于哪里？往南？向北？我终于想起，我不再参与这个城市的繁忙。今天起，我是深圳的局外人。

返程地铁，早高峰的罗宝线，转身比登天难。数不清的眼袋装着都市人数不清的不情愿。我看见一个矮个子被悬空裹起来。他脚不沾地，脸红耳赤，额头细密的汗珠一颗一颗滑落。他的头发乱了，他哭了。大家看不见。

从会展中心到罗湖，从罗湖到机场东，从机场东回罗湖。从东往西，由西返东，我漫无目的在地底穿行。车厢空了，又很快被匆忙的脚步填满。我想起刚来深圳的时候，为一个面试，再偏远也过去，同样是这个终点站到那个终点站。那时候的深圳很大，地底的纵横交错常常让我迷失方向。后来，迷路是一种奢望。

播报新秀站的时候，我犹豫一会，还是出站。40分钟车程，到达大梅沙。时值正午，海天苍茫，游人稀疏，沙滩湿润。有人在踏浪，一波接一波，推倒一连串的惊呼，他们站起来，拍拍沙尘，若无其事走掉。远处，摩托艇划出半月形的浪花。顶上的滑伞如落单的飞鸟，凝成一个摇摇欲坠的黑点。海风带着浪的湿气撞过来，连绵不断的凉丝丝。白沙绵软，踩下去，脚底酥酥麻麻。

我躺下来，看见一道光从云缝钻出来，画一个耀眼的白色十字。阴云失去暗沉的效果，大梅沙的天空光芒万丈，我惊异于这突如其来的美丽，终于想起，我为什么来深圳。就为这样的海天相接，就为高高的浪头拍打银色的沙滩，为咸腥的海风吹拂着内陆孩子的期望。我释怀了。在车水马龙的街头的茫然无措，在拥挤的城中村的转辗反侧，在深夜的地下室的痛哭流涕，在深圳的夜空目睹过的星星点点，那些汹涌的人潮，那些匆忙的奔逃，那些得到又失去的快乐，如一幕幕稍纵即逝的电影镜头，我既是演员，又是观众。一切都有了意义，它们造就了我，亦将抚慰日后的风雨交加。我得到了我想要的。

这是我在深圳的最后一天。我要离开深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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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9月，我背着沉甸甸的包裹，捏着刚发的两千工资，搭上去往深圳的列车。出发前，我从家乡最大型的超市离职。我讨厌那里，老板的裙带遍布各个部门，打个盹，清洁阿姨能捅给总经理。火车硬座载着熏人体味和脚臭缓缓驶出小城。我兴高采烈，哼着最激昂的歌谣，幻想远方将有我的爱和希望。

夏秋交际的深圳，逗留着大运会的生气勃勃。街道明净，彩旗飘扬，吹着亚热带温润的风。出站，表哥来接我。他先我三年来深，在某地产大鳄做一线售楼，梳着大背头，劣质皮鞋擦得油亮。我使劲拍他的公文包，说：猫哥，捞得可以嘛。表哥尴尬避让周围的目光，接过我的行李，说：在这里，要叫老表。那时4号线刚开通不久，地铁从地底走出来，我惊得从座位上跳起来。表哥按住我：沉住气，来了深圳，就别像个外地人。

表哥住民乐村。后来，我一再梦见这个地方。两车道被两行小车挤得异常狭窄。辉煌在上世纪90年代的楼面无比破落，凸出的阳台护栏铁锈斑斑，衣服晾出来，滴湿如蛛丝一般密密麻麻爬满楼面的电线。表哥租在民乐一区2号，这是一栋狭长的六层民房。一楼全是快餐店，一到饭点，各省风味从盘楼而上的通风管道溢出，整栋楼都是呛鼻的人间烟火。

楼梯遍布墙面剥落的白色尘屑，三楼以下全是沉郁的霉味，再强的日光也除不掉这种难闻。作为主卖大户楼盘的销售人员，表哥只住单间，一张床，一张梳妆台，再无其他。他给我介绍他的同居女友，林玲，粤西人，脸上的粉一尺厚，从事金融行业。表哥一再强调我要叫她表嫂。林玲说：叫玲姐就行。

起初，我和他们挤一张床。夜晚只敢侧身睡，因为一翻身就是汗津津的表哥。实在难受，我跑到楼下乘凉。餐馆里，白领们脱下外套和领结，撸起袖子喝冰镇啤酒。男人在笑，女人也在笑，他们醉了，说起白天被领导训斥得不敢抬头。

隔天，我就买了一张竹席，铺在床边，头向着门口，能翻身。只是一点不好，早上，赶地铁的表哥和林玲都得从我头上挎过。表哥公司在宝安区，每天去点个到，便到各个繁华地铁口蹲点举牌。林玲要转一趟车，到福田上班。她很自由，总是中午回来补妆，把床上的我吓醒。

没有面试的时候。我在村口的草地闲坐。我至今仍不愿称那个地方为公园。它只是三块杂草地，落叶萧索，垃圾遍地，要坐得自带垫布。第一和第二块草地，长着八行木棉树，用绳索连起来，如染布坊一样，晾晒着民乐村五彩的被单。我瘫坐地面，看着被单随风摆动，闻着洗衣粉的清香，一觉睡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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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月后，林玲把我从地铺挖醒，让我跟她去上班。公司位于新洲，三甲写字楼，地砖能当镜子照，墙壁做成落地窗。我被拉着上了一星期的课。台上的讲师说：保险，是你一生的好伙伴。结训时，林玲给我一个本子，让我列出100个亲友的电话，兴致勃勃给我讲“五年一百万”计划。

按她的说法，其实不难，每月一张年化保费五千的保单或每月增员两人。她眉飞色舞地说起这个行业的传奇。某无任何职场经验的中年主妇，五年就开着飞机去展业。某转行的主管两年增员一百人，成为保费收入最高的一个区，躺着日入斗金。我这时明白，我是林玲的增员。如果我当月开一件年化保费三千六的单，她将得奖金一千。

后来，我得到了那两个传奇的具体细节。主妇的老公是深圳能排得上富豪榜的董事长。转行过来的主管，同时带来一百五十人的团队。林玲说：这是一个我们值得从事一辈子的行业，这是一个给无数家庭带去安慰的行业，每个寿险人的终极目标不是赚多少钱，而是做顾客的人生导师。

作为一个悲观主义者，我认同保险。它是个好东西，如果注定离开这个世界，我希望留下悲伤的同时，还能留给家人一笔钱。但我绝不让保险营销员成为我的人生导师。

这群闻利起早的人，每天开会三次，大部分时间由所谓资深从业者分享如何月入过万的成功，脸红耳赤地给所有人打鸡血。每一次活动都是物色客户，每一次乐善好施都是巩固关系，多数真诚都奔着一个目的，既挽人于危难，又让我们为每一次动情买单。月底，我给自己买了一份保险，让林玲如愿得到一千。

第二天，我收拾行李，离开民乐村。表哥送我到地铁站。他说：弟，别怨你表嫂。她每年都给她弟弟交学费，对钱是看得重些。我说：我知道。临行前，表哥动情地抱我：也别怨猫哥，在这里，我只能帮你到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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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冬，深圳的雾霾席卷全城。我做回老本行，在地王大厦附近的地下停车场当保安。我值夜班，地下两层，每晚巡逻三次，上百辆名车密密麻麻，排着队让我检阅。

同值夜班的还有一个四川老头，源叔。他住地下，四块纸板隔成八平米的单间，屋顶盘踞巨大的排水管。据说，我没入职前，源叔的夜生活丰富，住房里挤满牌友，飘着凌晨三点的茶香。我到来后，年过半百的源叔开始有危机感，每夜巡得更勤，一声老鼠叫也跑去看。

午夜的地底，除出租车经过的震动，静得像个吞噬一切的黑洞。源叔一再叫醒我，给我讲炸兔头的香辣。我不听，心里盼着凌晨五点的洒水车，解脱我一夜的困意。下班，我走路回宿舍。书城路人潮涌动，迎面的职场男女衣着光鲜，仪容一丝不苟。我不羡慕他们。因为他们还未睡醒，而我，是这个城市的守夜人，也是这里的日遁者。

实在烦絮叨的源叔，我申请调到日班。于是，总是看见源叔的儿子。那是一个沉默的年轻人，不分早晚，把源叔的房门敲得回声嘹亮。年轻人经常带着一个更年轻的女孩，她提着滑板，带着黑色帽子，上衣遮不住肚脐。屋里，源叔嘴里喷出的锤子把木板震得颤颤巍巍。年轻人出来，点着钞票和他的女友离开。源叔老来得子，供儿子读深圳的学校，敢骂不敢话绝。之所以上夜班，就图每月多的几百块补贴。

2012年春夏之交，停车场一个凯迪拉克的女车主掉了一个包。队长把我们骂得震天响。整座大厦翻个底朝天。事后，女车主要责任人。上夜班的源叔首当其冲。我站出来，说我辞职。发觉不过是少年意气，源叔还是被辞。他给我留了个地址，说等我去四川，带我去打野猪。

这个华发早生的小老头，我记得冬夜里他酡红的脸，记得他徒手能把小车抬起一角，记得他作噩梦，翻个身骂了句叼你老母，我再没有见过他。

4

2012年秋，全世界都在谈末日。我在会展中心地铁站认识杨华。他一见我兜里的绿豆饼，眼里发出了光。我们一路坐到清湖，找一间路边快餐店，就着耀眼的路灯吃晚饭。

杨华是我见过的最自由的人。整个深圳都是他的工作场所。他卖充值卡，兼职临演，去F公司门口卖笔给空手而来的应聘者。我跟着他打游击，去所有的夜市摆地摊。卖服装，卖手机配件，卖水果，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满世界躲城管。

世界之窗附近的新一佳成了我们比较固定的据点。我在这里认识陈雪。她是一个老实人，白天卖墨镜，晚上也卖墨镜。杨华时时笑她脑子长在屁股上。因为陈雪是个胖姑娘。我很喜欢和她聊天。听她说厦门的海风，福州的鞋城，沙县小吃通吃全国。她的闽南普通话比宝岛电视剧里的更撩人，一句讨厌，我就要软倒。

陈雪自己租房，在电子厂做文员，周末出来摆摊。她也加入我们的游击行列。锦绣中华至世界之窗一带，都有过我们的奔逃。城管开车在后面赶，我的苹果滚了一地，陈雪在后面捡。我停下来骂她傻，结果，城管说我们都傻。那晚，我们空手回家。这是我入深以来最快乐的一晚。

八月，深圳热得像个蒸炉。日光下的世界之窗，映着南山区的万里无云。陈雪来电，问我借钱。电话里，她哭过。我想想，问她要多少。她说一千。我掂掂腰包汗津津的红色，说行。我没告诉她，那是我半个月的伙食费。

陈雪消失在秋天。问相熟的同行，说她已经结婚家里有一个孩子，家人来捉，她逃了。我抬头看着新一佳金碧辉煌的外墙，好像作了一场梦。后来，新一佳倒闭。杨华打给我，开玩笑说里面有广大摆地摊同行的一份力。这间营业额曾达170亿的民营百强企业，说倒就倒，也像个梦一样。

2012年冬，世界没有末日。杨华脚一跺，去做水客。2010年到2013年，是苹果最辉煌的三年。也是深圳水客最猖獗的三年。每日，数以百计的水头和水客往来于深港两地，数以千计的港版iphone流往内地。海关和水客费尽心思，在各个口岸上演最惊险刺激的斗法。

杨华跟的水客团伙组织严密，教给他三大诀窍。一，记得换装。二，要低调。三，别贪心。杨华说，在高手面前，这几条相当于废话。组织里，有个中年大叔，每天送两个儿女从深圳到香港读书。两个小孩的书包，是最保险的货路。每做成一票，杨华都请我大吃大喝一顿。我知道他心虚，他的黑眼圈越来越重，一见军装就转过头去。

冬天快结束的时候，杨华借来一件军大衣，掏空一半棉絮，准备干一票大的，再从良。过关的时候，前面的杂货水客被搜出超量奶粉，情急之下，把两罐奶粉撒上天。漫天白尘里，杨华尿了裤子，发了疯往回跑。事后，杨华心有余悸，那一军大衣的苹果，足以让他入狱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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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管越来越严，摆摊的日子难以为继。我心灰意冷，入电子厂打工。我住在龙观大道12号的工业区里面，七层的宿舍楼，住满各个工厂的工人。603房，12人的寝室，墙壁画满黄色涂鸦，新装的双层床弥漫浓重的油漆味。

半夜，被蚊子叫醒，靠着阳台看楼后杂草丛生的荒地。这片留空，将会是日后的宿舍，会住很多稚气未脱的流水线工人，也会留不住很多怀揣梦想的年轻人。对面的出租房叫阳光公寓，半数的窗亮着橘黄的灯，他们和我一样，都是这个城市的不眠者。

我仍旧保留着摆地摊时的习惯。周末，我会逛到城市的中心，隔着深圳河感受香港吹来的风。有一晚，我在东门步行街遇见一个扎马尾的姑娘。我看着她往行乞老人的碗里放钱，跟着她走过人潮拥挤的解放路，目送她的黑色缕空裙子消失在东门町广场的臭豆腐和铁板鱿鱼交混的咸腥里。深圳很繁华，很多人在吵闹，很多人在欢笑。我知道，我将永远得不到这样的姑娘。

2014年春，我厌倦了厂房的重复和单调，把离职单扔到领班的脸上。这个比我小三岁的少年，指着我的鼻子斥责我手脚慢。他十八岁来鹏城，二十二岁熬成F公司的流水线线长，二十五岁跳槽到这间电子厂，成为一百多号人的领导。他是个愤怒的少年，苍白的脸上总是涨着病态的潮红。他没错，只是忘了，他也曾是一个唯唯诺诺的孩子。

当年冬天，来深六年的表哥，出手了他从业来最大的一个楼盘，成交额近五百万。他哭着给我打电话，让我搬回他新租的两室一厅。林玲的弟弟毕业了，她决定嫁给表哥。两年后，两人在深圳供楼。这是我亲眼所见的在深圳的最励志的故事。

隔年4月，杨华来电，说要去抢广州美食节的生意。我问他卖什么。他说他会炸土豆。杨华89年生人，父母务农，大字不识。他来深五年，回家一次，至今仍居无定所。

2015年秋，我在莲花山顶看夜景。深夜的福田区灯光璀璨，明亮的夜空笼着五彩缤纷的高楼，半个城市像天边的海市蜃楼。几百年后，我们的子孙会从浩瀚的视讯资料里窥见今天的繁华，他们会惊叹于建筑的巧夺天工，街道的规整和庞大的车流连成滚滚红潮。他们会赞叹祖先的智慧，会沉醉于我们创造的高度的城市文明。他们也会疑惑，为何那么多人彻夜难眠。

我坐在石阶下抽烟。身后，立着给深圳画圈的伟人的石像，很多人围着他照相。我长久地仰望他，想象着当年的豪情万丈，想象着小渔村的熙熙攘攘，回想着每一个失眠的夜晚。我感谢深圳。我远离了千里外的乡村，脱离了艰辛的农事，在城市里熟睡，在城市醒来。深圳是一个灯火辉煌的梦，只要有野心，谁都能成为佼佼者。我在这里住过楼房，逛过大街，见到过最美丽的女孩。我拍拍身上的尘土，告诉自己，以后都不会再来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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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到了小城，重新穿起保安制服。隔了多年，它依然那么合身。常常会有人问起那四年，我最动荡不安的四年。有时，我会告诉他们。有时，我闭口不语。

2016年正月，我送三个师弟离开家乡，搭上南下的火车。他们问我有没有什么忠告。我想了想，说：按时吃三餐，别饿着了自己。

我再没有梦见过深圳。